中医药立法的历史考察(2)

到了明清之际，我国政府开办的医院与私营诊所更为普遍。州、府、县几级行政区都有医疗卫生机构，发挥着民众保健的作用。明代官方的最高医学机构为太医院，监管医学教育，在明太医院中设医学提举司，设置正副提举、教授、学正等官员，具体负责中央和地方的医学教育。清代的医学教育则由太医院直接负责，院使、院判掌考科之法，主持医绩的考核与生员的培训。

二、传统医药法治的内容与特点

我国古代中医药法治作为中国古代法律的组成部分,具有中国传统法律的一般特色以及自身的特点。隋唐时期，涉及医药卫生的律令很多，近年由中国社科院《天圣令》整理课题组辑佚出了唐代开元时期的《医疾令》，再佐以唐代律典《唐律疏议》，使得我们对传统医药法治内容与特点的理解更加深刻。因此本文以唐朝为例，辅以《医疾令》与《唐律疏议》，探讨一下传统医药法治的内容与特点。

从《医疾令》看，唐代医学教育中的四科设置以及分科教授专业已明确规定于法令中：诸医生、针生、按摩生、咒禁生，先取家传其业，次取庶人攻习其术者为之。除此之外，《医疾令》中还具体规定了医学教育的方法，医学学生的学制、考试、选任及学费。如因唐时对疾病有更细致的分类法，所以对医科学生在熟读医学经典后又进行分业教习，也就是在通才教育的知识基础上，再分专科教育。明确规定了医学生、针学生的必读教材，“诸医、针生，初入学者，先读《本草》《脉诀》《明堂》。读《本草》者，即令识药形、知药性；读《明堂》者，即令验图识其孔穴；读《脉诀》者，即令相诊候，使知四时浮、沉、涩、滑之状。次读《素问》《黄帝针经》《甲乙》《脉经》，皆使精熟。其兼习之业，各令通利。”唐《医疾令》规定，因各科医生所需专业知识的难、易、深、浅不同，学制也有所不同，从最低二年到最高七年学制不等。唐代的医学教育机构无论中央或地方均为官设，所以学生们就学时需要缴纳学费，只是州级的医学生缴纳的要少一些。“诸医、针生初入学者皆行束修之礼于其师。医、针生各绢一匹，按摩、咒禁及诸州医生率二人共绢一匹。皆有酒脯。其分束修，准国子监学生例。”从法令规定看，这种学费仅相当于拜师礼，是直接缴纳给老师的，称为“行束修之礼于其师”，“束修”本指古代诸侯大夫相馈赠的礼物，后来也指代致送教师的酬金。唐代医学的教育制度中承认自学成才之路，《医疾令》中规定“诸有私自学习、解医疗者，召赴太医署，试验堪者，听准医、针生例考试”诠释了这一点。《医疾令》中对医学教育方面的规定事无巨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由于唐代医学与药学已经分开，因此《医疾令》中还规定了有关药物管理方面的制度。《医疾令》中有五条是专门规定药物的收采、京都专设药园、各州对中央药物的输送、药物制作等管理制度的。其中有一条关于合药进奉给皇帝御用的，其监督、试尝程序十分严格：诸合药供御，在内诸省，省别长官一人，并当上大将军、将军、卫别一人，与殿中监、尚药、奉御等监视；药成，医佐以上先尝，然后封印；写本方，方后具注年月日，监药者遍署名，俱奏。饵药之日，尚药奉御先尝，次殿中监尝，次皇太子尝，然后进御。其中宫及东宫准此。此条规定表明了对皇帝及宫中食药安全的严格监督机制，也说明了制药时的监制制度非常完善。

唐代对违反医疗法行为的法律制裁在《唐律疏议》中有着明确的规定，其中有关医疗违法及犯罪的法律共有十二条。如对违背《医疾令》或消极对待《医疾令》的行为，《唐律疏议》规定：“诸违令者，笞五十（谓令有禁制，而律无罪名者）；别式，减一等。诸不应得为而为之者（谓律、令无条，理不可为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对制药不按药方的法律制裁，“诸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者，医绞。”凡未按药本方制造的，合药的医务人员要处以绞刑。医生处方用药必分君臣佐使，写清剂量、服法，处方用药有误，不济合古方书及本草要求，而导致病者死亡，按刑律判罚；若用药与处方不符，而致死亡或加重病情，按故意杀伤论罪。对医师欺诈疗病的法律惩治，《唐律疏议》规定：“诸医违方诈疗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如果假借医术诈索患者财产或处以不符合病情方剂者，按偷盗论罪；如法医检验不实也属违法，“诸有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依所欺，减一等。若实病死及伤。不以实验者，以故入人罪论。”对于药物方面，所售之药有误或故意配错处方致死，买卖毒药或以毒药毒人，都论罪处置。这些均是当时通过研究临床实践作出的律令，且已能分清医疗事故的具体原因。有针对性地对于误治致死、误治不死及故意误治致死予以不同处理。唐律的保护范围直到社会最底层人群，包括贱民、奴婢、囚犯，他们应享受的正当医疗救治权都给予明确的法律规定。隋唐时期对医疗事故细致的判罚对规范医疗秩序，促进医疗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来源：《中国继续医学教育》 网址: http://www.zgjxyxjyzz.cn/qikandaodu/2021/0309/7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