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人文视域下的疾病隐喻研究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如今，“谈癌色变”、“乙肝恐慌”、“艾滋歧视”等现象屡见不鲜。疾病的影响已经深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疾病衍生的意义范围及内涵也在不断地演变和深化，并且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著名批评理论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罹患乳腺癌仍笔辍不耕，思考疾病文化写就了批评文集《作为隐喻的疾病(Illness as Metaphor)》，掷地有声地论述了“疾病隐喻”，将文学批评延伸至医学领域。10年以后，她再度发表《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这两篇文章随后结集出版为《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AIDS and Its Metaphors)》，引起广泛热议，蜚声中外学界。书中，桑塔格细致考察了疾病(尤其是传染性流行病，如结核病、麻风病、梅毒、艾滋病，及恶性肿瘤病，如癌症等)的病症和意义，深入分析疾病是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被一步步被隐喻化，如何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被隐喻成一种道德批评、一种心理惩罚、甚至是沦为一种政治态度或者社会压迫的过程。桑塔格指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承载着“意义”。[1]这些意义关乎文化、道德、伦理、军事和政治，而疾病获得这些意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在各种话语中把疾病作为一种隐喻修辞加以使用。在话语实践中，患病原因、患病人群、发病症状、病情的严重程度逐渐被演化成各种隐喻的类型，对应着不同时期人类心理的、审美的、政治的、文化的多重方面被加以运用。可以概括地说，疾病不仅仅只是限于医学范畴的事实问题，更是一种意义、隐喻和阐释。“疾病隐喻”是桑塔格在疾病领域、文化领域、政治领域上进行的一次具体而微的实践，主要目的是消解鬼魅般萦绕在疾病之上的众多“意义”，从而“平息想象”，使疾病恢复其作为一种自然生理现象的本来面目。

正如桑塔格说：“居住在由阴森恐怖的隐喻构成道道风景的疾病王国而不蒙受隐喻之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1]疾病“神秘化”、“隐喻化”、“过度阐释化”引发的疾病恐慌、医疗歧视、医患纠纷等成为社会问题并引起了广泛关注。社会各界高度呼吁医学人文精神的回归，重新定义医学的目的，关注患者的生命价值及尊严。鉴于此，本文以医学人文为功能导向，以疾病隐喻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入剖析隐喻修辞中的道德修辞、神话修辞和政治修辞，探索疾病隐喻衍生出来的文学意义、道德伦理意义和社会蕴意，从而在理论和现实上为大众思考疾病和疾痛提供深刻的人文反思和伦理关怀。

通过挖掘疾病隐喻修辞机制的基本规律，为人们更好地思考生命、进行人文反思、道德批判提供一定的思维指导。同时，通过对疾病及其隐喻的认识、分析和理解，能够使医学生充分认识医学的局限性和无限可能性，更好地指导医学生的临床实践，继而深入解读疾患的痛苦，重新审视非主流医学(包括人文医学、心理医学、行为医学、社会医学等)越来越重要的时代背景下的医患关系，有助于人文理念、人文精神、人文情怀在医学教育的回归、重建和发展。总之，疾病隐喻的分析和研究在医学人文关怀逐渐被弱化甚至忽略的精准医学时代，具有不可或缺的实际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疾病隐喻研究现状分析

“隐喻”是一种广泛运用的语言现象与表达方式，也是人类思维方式的表现。西方社会长久以来一直关注隐喻研究问题。对于隐喻研究的系统性成果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隐喻隶属于修辞学和诗学的研究范畴。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的经典解释是“以他物之名名此物。”[1]传统学派从修辞学或诗学角度出发，认为隐喻即是一种对文本效果的修饰，能够辅助语言表达，为文本增添文采。20世纪中期，随着语言学研究趋从语言结构到意义层面上的转移，隐喻研究中心聚焦于隐喻的内涵和意义。雅克·德里达和保罗·利科分别从解构主义角度和阐释学角度批评了传统观点对于隐喻问题的理解。其中，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理论派指出隐喻不再是一种修辞形式，它同时也是内容。20世纪70年代，西方隐喻研究进入了“隐喻热”阶段，隐喻研究进入语言哲学、认知语言学、隐喻诗学等多维角度。20世纪70至80年代，桑塔格提出“疾病隐喻”这一概念，指出话语实践中的隐喻成为了一个社会文化问题，促使隐喻在疾病研究上具备更多的哲学、美学范畴的指向性。

文章来源：《中国继续医学教育》 网址: http://www.zgjxyxjyzz.cn/qikandaodu/2021/0218/701.html